其次，其牵涉不同部门法律规制目的及其能否影响某行为效力的判断。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52条规定约定之违约金数额过高者，法院得减至相当之数额。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也正是由于自身的这种开放态度可以历久而弥新。
[12]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法学界大可不必因经济学在法学研究领域的出色表现而惊慌失措，而应该以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迎接法律经济学这一新的法学研究方法，并将法律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中国法学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决定性一步。对于法学而言，也不能从单一角度去研究法学、制定法律，即不能仅仅是就法论法，要从生活的多角度来立法和释法，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回答和反击灰色地带的问题，使物权法的制定成为一部真正有价值、科学、合理并且光芒万丈的法典。演讲的基本观点是：⒈语境是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是内在意义与外在社会环境的统一。[16]王利明，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和本质———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载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 law info．com（2005），最后访问时间2005—12—16。[20]其实，在其他民商法领域这种标准也并不少见，合理一词就被广泛用于各种法律责任的判断之中，比如公司法中用来判断公司高层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商业判断法则（Business Judgment Rule）就是合理这一标准的具体化。
最后，当我们要去追究法律规则在现实生活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反映现实生活及可能被遵守以及规则是否能被实现、多大程度上能实现立法者意图和达到物权法本身应具有的社会推动作用等等尴尬的、更加实证性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法律论法律的内部视角不够用了，或者可以说，这时法律本身的逻辑不够用了。比如，在大陆法系，民法典中通常允许当事人以约定违约金过高或者过低为由请求法院调整赔偿数额，[23]在英美法中，违约金条款被分为惩罚性违约金条款、补偿性违约金条款以及限责条款，法院不会强制执行惩罚性违约金。譬如，针对物权关系、婚姻继承关系等，法律一般强调类型强制即只有法律行为内容符合法定要求的行为类型才能有效。
[23]同前注[5]，史尚宽书，第331页。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也有相似的规定。同前注[5]，史尚宽书，第331页、注[3]。反之，则须优先适用法律制度内在的评判标准。
[22]同前注[2]，我妻荣书，第247页。[40]转引自前注[6]，王泽鉴书，第232页。
[73] 第四，在判断时，通常不以行为人具有违反公序良俗的意识为必要。[19]通常，以制裁违法者并达否认和防止行为效力为宗旨者，称为效力规定。[28]同时在强行法中应斟酌其层次，考虑到法律否定法律行为的效力属于对意思自治的干预，应当从严控制。亦即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同样也会被认定为无效，这已成为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法制的普遍现象。
一般法律依特别严格标准限制经营的资质，如烟酒类、金融、采矿等特许经营业务，或者要求在特定场合为交易的，如期货、股票等交易，只要当事人的行为违反强行性规定，就应认定该行为无效。第二，规范的对象或重心。若强行性规定仅针对一方，或者只是为保护某一方当事人，则规定法律行为完全无效就可能事与愿违，[30]对此就有必要再结合其他情事或因素予以判断。其中，法律行为内容的合法性与稳妥性判断，即属于法律对有效法律行为内容的要求问题。
[17]相反，若民法或其他法律、法规未具体规定行为效力，则应根据法律设计该强行法的目的予以认定。[38]同前注[1]，卡尔·拉伦茨书，第597页。
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20]同前注[5]，史尚宽书，第330页。
反之，即便是善意和自愿实施的行为，其内容也未必符合公序良俗的要求，[71]而对于法律行为内容是否违背公序良俗，不仅应依据行为的目的，而且还需兼顾行为的动机和其他情事予以综合判断，因为不少行为本身是中性的或者行为目的不能显示其是否有伤风化，而只能通过动机等因素才能得出明确结论。[21]当事人违反这类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即使最终无法实际履行合同，也不需否定合同效力。另外，通常现实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原则上应与法律内在的伦理原则和价值相一致，但如果二者不一致，那么法律制度内在的伦理原则就应优先考虑。本文兼顾二者予以分类。这也同时说明列举公序良俗在各个领域的基本类型，并非使之直接形成作为间接法律渊源的判例，而仅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这是因为若将之作为一个要件，则那些置公序良俗于不闻不顾者就有使行为有效的可能。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也认为通说虽倾向于肯定见解，但否定说实具参考价值。因此，欲具体探究立法意图对法律行为制约的程度以明确规范属性的判断依据，应重点考虑如下因素。
有些具体强行法的目的，仅是通过规定当事人只能选择特定的、法律所规定的法律类型和行为类型等建立法律关系尤其是合同关系来限制私法自治的适用范围，如特定情况下法律限制主体对自己财产或权利的处分自由，或者规定法人代表或财产管理人的权限等，故都不属于法律禁止法律行为效力问题。故而，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强调只能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作为否定法律行为效力依据的理念和精神，[29]值得坚持和推崇。
其次，其牵涉不同部门法律规制目的及其能否影响某行为效力的判断。[62]同前注[4]，陈卫佐译注书，第42页。
对于经营者在法定休息时间违反规定为出售行为，或逾越空间的经营如路边设摊的经营行为，无论其有无营业执照都不能否定其行为效力。（一）强行性规范在法律行为内容中的民法定位 在大陆法系以德国法为代表的民事立法模式中，通常区分不同法律关系对法律行为内容的基本要求有所不同。第一，法律行为内容违反基本伦理包括婚姻家庭和职业等伦理。但应注意的是，将专门规定归入概括性规定所指称的禁止规定范围，也不能当然得出应当或可以适用概括性规定的结论。
另《法国民法典》第1133条也有提及（参见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下册，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第830页）。2．违反公序良俗的判断理念。
[14]故而，各国或地区的民法在规定违反强行法的行为无效时，都明确要求以法律无其他规定为限，或称不以之规定无效者不在此限。前者侧重于外部秩序建设，后者源自于内部观念要求，但维持善良风俗应适合国家的一般利益，而尊重国家一般利益也是时代道德观念的要求。
[49] 四是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这主要是针对自由职业人员如律师、私人医生等，如在德国一个律师向一个非律师许诺给自己介绍顾客即可取得佣金，即属违反善良风俗。同前注[4]，陈卫佐译注书，第42页。
而公共秩序关乎公共安全和外部秩序，在伦理学上属于中性概念，并且其原本意义主要使用于所有国际私法领域，被作为外国法在本国适用的界线。当事人行为与否是意志自由的结果，这意味着即使当事人行为时应予指责，但其从事的法律行为却可能是有效的。[6]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页。同时，为明确各法律部门的职责和宗旨，还得合理协调源自不同法律的强行性规范以避免法律制度的矛盾与冲突。
许中缘：《禁止性规范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法学》2010年第5期。其实，这些专门规定在文字表达和内容特性上当属强行法，否定其为概括性强行法规定所涵盖，显然不符合法律概念体系的逻辑要求。
[25]参见刘凯湘、夏小雄：《论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历史考察与原因分析》，《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比较上述各说，其侧重点虽有不同，却互有关联。
[4]在理论上，民法的如此规定被统称为概括性强行规范，它可分为强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前者是指法律命令应为某种行为的规定。[60]其相对模糊的状态不仅说明任何分类均难以穷尽各种可能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61]而且也决定各种分类考虑的标准或因素并非绝对或唯一，有时各种因素可同时并存，有时可单独存在，如违背人伦的行为往往也可理解为限制自由意志行为的具体表现。
